茶叶轶事

悠久坚实的茶产业基础，深厚灿烂的茶文化土壤，加之岳麓山的婀娜秀美、湘江水的云蒸霞蔚、洞庭湖的波澜壮阔、密印寺的千年佛光、马王堆的神奇瑰丽、大围山的迷人日出、张家界的奇峰秀水、浏阳河的动人棹歌，这一方千娇百媚的江山胜景、不同寻常的热土、瑰丽的历史文化，滋养着这一方人物，孕育出灿若群星的一大批湖湘名人。不管他们是否湖南人，在湖南生活的时间是长是短，他们都为湖湘茶文化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宝贵篇章。他们所创造、所遗留的文化和精神为当前湖南茶产业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文化助推力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文化宝藏，使今天的湖湘茶人增添乡邦文化的自豪和再创长沙茶业辉煌的信心。

 

怀素《苦笋帖》

 

 

怀素（725-785），俗姓钱，号藏真，潭州（长沙）人(一说零陵人)。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

《苦笋帖》是怀素向人乞茶的茶帖手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与茶有关的佛门法帖。怀素的草书后人惯以“狂”视之，但《苦笋帖》却是清逸多于狂诡，连绵的笔墨之中颇有几分古雅淡泊的禅茶意境。帖为绢本，长25.1厘米，宽12厘米，字径约3.3厘米，藏于上海博物馆,为我国书林茶界之瑰宝。

 

裴休颁《税茶十二法》

 

 

裴休(797-870)，字公美，济源（今属河南）人，或曰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

大中六年（852）正月，裴休在潭州奏立      税茶之法十二条，发展茶叶贸易。税茶之法十二条是关于杜绝横税、禁止私贩、规范茶税的茶法禁令，全文已佚，部分内容保存在《新唐书·食货志四》中，此茶法是针对当时茶法极端弊坏的现状，三管齐下提出的整顿方案，为恢复贞元税茶制度扫清了道路；对过去的走私贩茶采取了既往不咎的现实态度，收到了令行禁止的效果。茶税取得“增倍贞元”的成果，创唐代最高纪录的80万贯。裴休的税茶之法十二条堪称严刑峻法，是为保障政府茶利不致流失，同私贩横税进行斗争的产物，也为五代、宋朝的严禁私茶，加强茶税征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刘禹锡与石门炒青

 

 

刘禹锡(772－842)，唐代诗人，于公元806年至815年（唐宪宗元和年间），因主张革新政治受贬，由监察御史贬为朗州（今常德）司马。他在朗州任上，写了一首《西山兰若试茶歌》（“兰若”为“阿兰若”省称，指寺院）。诗歌对山僧采茶、炒青、烹茶及品饮后“烦襟”顿开的全过程作了生动的描绘，为历代著名茶诗之一。唐代流行的茶叶加工方法是“蒸青”制茶法，即先将采下的茶叶放在甑、釜中蒸一下，然后将蒸过的茶叶用杵臼捣碎，再把它拍（压）制成团饼，最后将茶饼穿起来，焙干、封存，以备饮用，而刘禹锡的这首诗却描写了在唐时石门山区与“蒸青”不同的制作方法，即“炒青”法。而《西山兰若试茶歌》所记载的石门“炒青”制茶法也是我国炒青绿茶加工方法的最早记载。

 

 

 

马殷（852-930），五代十国时楚国建立者，在位期间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湖南地方割据政权。

马殷看准中原市场，以茶马互市大获其利。北方多食肉，喝茶既促进消化又有消毒作用。可茶叶产在南方，因此北方是广大的市场。由于产地不同，北销路线也不一样。唐以来，当时最著名的产茶区，一是巴山蜀水之间，二是太湖周围，三是洞庭湖周围之地。五代时，江淮的杨行密因后梁朱全忠扣押

 

其卖茶使者与所有茶叶，从此双方战争不止，茶叶交易处于停顿。蜀地茶叶产量虽丰，但官私茶叶贸易受阻。唯有湖南马氏小朝廷重视茶叶贸易，且与中原朝廷关系良好，为茶叶北销提供了有利条件。

马楚对外的茶贸易，通过民营与官营相结合，一方面增加了马楚政权的各行各业财政收入，“岁收数十万，国内遂足” 。另一方面推动了湖南境内的茶叶生产，“属内民皆得摘山（茶）”，提高了茶农的收入。

 

毛泽东与湘茶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湘潭韶山人。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对茶叶历史和茶文化也十分熟稔，把茶作为“药”来看待的，他曾对他的保健医生徐涛这样说：“我的生活里有四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 。常常睡觉醒来后并不起床，湿毛巾擦过手脸就开始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茶汤喝完后,往往把茶叶嚼碎吞掉,并对工作人员说过“这样既未浪费,又对身体有益”,喝完茶大约一小时才起床、吃饭,然后开始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

毛泽东对家乡茶情有独钟。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在长沙停留时，湖南省委领导准备了君山银针和白石毛尖。在品饮君山银针时，他看到杯里的芽头徐徐竖立，几起几落，还形成“雀嘴含珠”、“万笔书天”、“群笋出土”等奇观，品之滋味甘爽，十分高兴，再听了舜帝南巡，娥皇、女英播种茶树的传说故事，更是对君山银针大加赞赏，鼓励大力发展君山茶。

 

1959年，湖南省茶叶研究所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研制出“高桥银峰”，被主席办公厅选为专用茶，并用以招待外国友人，被誉为“国饮”。